從台中高等行政法院228號判決評法官濫用自由心證 (嘉義新聞網-大台灣新聞網)

從台中高等行政法院228號判決評法官濫用自由心證

　　(記者王維岷/台北報導)在我國刑事訴訟中，得做為案件「證據」之人事物，應先判斷其是否具備「證據能力」，再討論其「證明力」。依刑事訴訟法第155條規定：「無證據能力、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，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」、「證據之證明力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。但不得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」，此即法院「自由心證」的法源依據。2017年6月14日法稅改革聯盟等單位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【法稅真改革良心救台灣】論壇上，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(台灣)人權觀察員高鼎懿就行政程序法之事實認定與證據法則，評析台中高等行政法院(民國)104年訴字第228號判決，指出其中諸多荒謬之處。

審判應依證據法則兼顧「證據能力」與「證明力」

　　高鼎懿表示，不論刑事、民事或行政訴訟，法官判決的依據都是事實和法律，而裁判對於必要事實的認定，往往來自客觀的資料，即所謂的證據。在訴訟過程中，若當事人間對事實有爭執時，法院就必須依證據來認定；而證據是否得為證據，其可證明的事實程度如何，則是證據法則的重要意涵。證據法則兩個重要的核心原則就是「證據能力」與「證明力」。

　　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2 項規定：「無證據能力、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，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」，也就是說，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，才能作為法院認定事實的依據。證明力代表證據的「證明程度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項規定：「證據之證明力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。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。」此即刑事法院「自由心證」的法源依據。法官對於證據，必須先確認其具備「證據能力」後，再評價其「證明力」，且證明力的判斷要基於「經驗法則」和「論理法則」，讓法官心證達到「確信」的證明程度時，才能做出判決。因此，所謂的自由心證乃是針對「證明力」而言，並非只在「證據能力」上有自由心證的裁量空間。

　　最高行政法院(民國)104年判字493號判決：「法院踐行訴訟程序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乃為訴訟權核心。…所實踐者，其實即為貫徹言詞審理原則及直接審理原則之精神。」明確指出，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」、「言詞審理原則」和「直接審理原則」是行政訴訟上的核心價值。

　　「直接審理原則」是指：必須在審判庭上出現之證據資料，始得作為判決之基礎。基於直接審理原則，承審法官必須親自看到、聽到，且親自踐行審理程序。因此，行政訴訟的證據法則，理應也適用刑事訴訟法上對證據能力判斷之原則。

　　關於行政訴訟上證據的證明程度，最高行政法院(民國)102年度判字257號中指出：蓋稅捐徵收處分既屬國家行使課稅高權的結果，直接影響人民財產權，其證明程度自應以「高度蓋然性」為原則，亦即適用「幾近於確實的蓋然性」作為訴訟上證明程度的要求。

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(民國)104年訴字228號判決違反證據法則濫用自由心證嚴重戕害人權

　　高鼎懿表示，前述幾個最高行的判決，顯示我國行政法院對行政程序上證據法則的適用，已有相當進步之見解；然而，2017年3月9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(民國)104年訴字228號判決，卻明顯違反前揭原則。

　　1996年底，太極門遭黑函檢舉，台北地檢署檢察官侯寬仁在未經傳訊和查證的情況下，12月19日率同媒體和檢警調大舉發動搜索，並捏造不實金額，一面指控太極門涉嫌詐欺，同時矛盾地指控太極門逃漏稅，並轉送國稅局要求對太極門課予重稅與裁罰。本案歷經10年多的審判，最高法院於2007年7月13日判決無罪確定，無詐欺、無漏稅、無違反稅捐稽徵法，並認定「弟子贈與掌門人之敬師禮，既屬贈與性質，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7款屬免稅所得」、「弟子間需要而統一購買練功服等代辦品，由師兄姊代辦，並非營利販售」。遭無辜羈押之數名被告在2009年皆獲國家冤獄賠償，更加證實太極門自始遭受重大冤獄。2002年監察院主動調查侯寬仁偵辦此案過程，認定有八項違法，並要求法務部從嚴究責議處。

　　太極門案件在2007年最高法院判決無罪無稅確定時，就應終結，由刑案衍生而來的違法課稅處分，也應依據法院判決加以撤銷；但這個違法的課稅處分竟然從1997年開單後，至今逾20年仍未獲終局解決。高鼎懿指出，太極門稅案的爭點只有一個，就是弟子敬呈給師父的敬師禮金，究竟屬於贈與還是學費？

　　依據財政部(民國)93年台財訴字第09313512360號函釋，稅捐單位不宜僅憑有權調查機關移送案件及其他類似案件之移送書、筆錄或起訴書等資料來核定補稅處罰，並應追蹤相關案件歷審判決結果，併案審酌。太極門刑事案件的二審審判長溫耀源法官，曾多次談及當時的審判過程與對事實的認定，關於檢察官起訴詐欺的部分，合議庭一一查明後判決無罪；而違反稅捐稽徵法的部分，經查明當事人收受敬師禮，沒有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，也判決無罪，且認為敬師禮是贈與。判決書已詳細論述起訴書的不可採，國稅局不依據法院三審確定的結果，卻仍舊以檢察官的起訴書為課稅依據，簡直匪夷所思。

　　高鼎懿表示，在這麼明確的事實下，中高行(民國)104年訴字第228號判決中，卻荒謬地僅以當年刑案的起訴書作為認定事實的唯一證據，罔顧刑事判決中法官直接審理後的認定、國稅局後來的公告調查結果、以及本案審理中法官傳訊的證人證詞，離譜的判決已違反證據法則，高鼎懿指出有下列幾項明顯違法：

一、本案傳訊了7名證人，針對敬師禮之贈與意思表示、隨喜贈與金額、練氣修行的意志與體會等，均表達了意見且具結負責，證詞間毫無矛盾之處，亦符合常情常理，但判決書竟以其等證詞與起訴書之資料不符，因而不採。

二、太極門刑案二審審判長溫耀源法官曾特別強調：「起訴書絕對不能做為證據。」因為起訴書、移送書等於是傳聞證據，不能當證據，以起訴書做為課稅的依據是草率的，況且起訴書又被刑事庭認為是無罪。此外，監察院調查侯寬仁偵辦太極門案之違法事項時，也發現證人或被告曾遭疲勞訊問，且未核實記載筆錄等重大瑕疵。

三、判決書對證據法則僅以「構成行政法院判斷事實真偽之證據評價基礎，乃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且行政訴訟採自由心證主義，所有人、物均得為證據，並無證據方法或證據能力之限制。」一語帶過，顯然將用於判認「證明力」之自由心證，做為「證據能力」之判斷原則，根本於法不符。

四、除了起訴書不能做為證據，經直接審理原則下傳訊的證人具結證詞，其證明力自然遠高於未具結過的他案中的證人證詞。但法官不採證人證詞的理由，竟然只是與起訴書內容不符，顯見其本來就已預設立場，僅以起訴書所載為其認定的事實，傳證人的意義早已名存實亡，且違反最高行政法院所闡述：行政訴訟的證明程度應達「幾近於確實的蓋然性」的原則。這樣的判決根本已經有判決不備理由的違法，也明顯地違反了證據法則。

不具專業的「稅務專業法庭」如何保障人民權益？

　　2016年底我國公告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」，其中第18條規定：「行政法院應設稅務專業法庭，專責辦理納稅者因稅務案件提起之行政訴訟。」此條款創設的背景是因為長期以來人民若與國稅局打稅務訴訟，勝訴率極低，為了改善稅務行政訴訟之審理品質與效率，立法者特別要求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應設稅務專業法庭，並應由取得司法院核發之稅務案件專業法官證明書之法官組成之。

　　然而，司法院近日頒布的《司法院核發稅務專業法官證明書審查要點》，第4條第10款竟然規定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前三年內曾任各法院稅務專庭(股)之法官或其庭長、審判長，職務評定結果良好者」，即可取得稅務專業法官證明書，依該款申請的45位法官全數通過審核。司法院公告的「專業稅務法官」名單中，林秋華、莊金昌、劉錫賢均曾經在特定年度的稅務訴訟中100%判決人民敗訴。高鼎懿質疑，專門判人民敗訴的法官，竟然是司法院認定的稅務專業法官？擺明藐視納保法的立法真意！難怪我國司法長期以來不受人民信任！

　　2017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一分組以無異議全數同意的方式，建議司法院研議制定適用於刑事、民事、行政訴訟的證據法專法，強化以證據為核心的審判機能，就是因為法官在心證上有過大的裁量空間，人民對法官自由心證普遍不信任，已經嚴重影響到司法的威信。高鼎懿雖然期待證據專法盡快通過，但事實上緩不濟急；像中高行(民國)104年訴字228號這樣的判決，在我國行政法院稅法案件上根本就是常態。據統計，近5年來，行政法院審理稅務案件累計3000多件，人民的敗訴率高達93%。人民在遭遇稅捐稽徵機關無理要求後，本來寄望法院能主持公道，但這樣高敗訴率的行政法院有何存在的實益？高鼎懿認為，我國司法改革能否成功，並非取決於立法之素質或法條之完備，關鍵還是在人。他衷心呼籲有良心的司法人本於職責、本於良心，落實證據法則，依法認定事實，才能重建讓人民信任的司法環境。

高鼎懿認為，我國司法改革能否成功，關鍵還是在人。他衷心呼籲有良心的司法人本於職責、本於良心，落實證據法則，依法認定事實，才能重建讓人民信任的司法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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