執法者落實憲法意識 做真正司改的推手

【記者許妮/台北報導】行政法院是人民對司法不信任的根源，這次司改國是會議中完全沒有著墨，本該獨立的司法制度，卻被行政權框住，未來司改之路，到底如何著手？10月18日民視新聞大解讀節目邀請前台大法律系陳志龍教授、劉承武檢察官、吳宜臻律師、蔡富強律師，在節目中解析台灣司法亂象超離譜，行政法院制度大崩壞，並呼籲執法者應提升憲法意識，秉持良知與保障人權，才能真正落實司法改革。

主持人胡忠信談到，根據統計行政法院的三個昏迷指數：一、法官判人民敗訴率94%，號稱「敗訴法院」；二、法官判決書與國稅局答辯狀相似度99%「抄很大」；三、稅務法官遴選不須專業，原班人馬100%通通保送上壘，遴選玩假的。突顯行政法院的問題非常嚴重。

陳志龍教授表示，法治國家要有一定的遊戲規則，但台灣稅法的遊戲規則締造者是稅官，可以凍結憲法、讓人民限制住居不准出國、訴願要先繳一半，然後要處罰高額的滯納金。他提到課稅的目的是要調整貧富，因此應該量能課稅，而稅官把人當肥鵝，極盡可能的拔鵝毛。陳教授進一步提到，台灣的稅官還會製造假案來剝削人民，譬如1996年的太極門案，到現在還不肯罷休。

陳志龍教授認為，正常司法應有人權、權力分立、公平競爭、裁判等特性，應為人民人權、公正無私、無組織的服務，獨立的司法，不應受行政權干預，但台灣卻有行政權的司法院。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是司法與行政不分的，但在台灣，司法之上竟有控制的集權組織，類似黑幫教父的系統，且還主張官權，所以叫司法官、檢察官。人民在法庭應公平競爭裁判，但法官卻可以被調換，藉以操縱判決結果。正常司法應是依證據、邏輯法則理性判案；不正常司法則是不守法、包庇、封存，甚至顛倒法律位階，把人民、基本憲法、法官與人權踩在底下，這些是台灣亟需改變的現況。

被害人權協會副理事長劉承武檢察官談到，國家公權力與人民地位要平等，司法官心中要比的是證據與理由，而不是權勢、技巧甚至是金錢。台灣司法有三個重要進程，第一、不再有任何人因莫須有、非真相的理由受害，先建立公平文明的法治制度，用真相證據讓弱勢人民都有法律保護；第二、被害人要有訴訟人權，被害人賠償不限於實質賠償，也包括精神、心理、關係修復等全面性該有的補償，被害人的正義與公道，也應放在平等地位；第三、現在仍未做到的是，被害人沒有足夠平等的武器對抗加害人，刑法第319與322條明確指出，被害人就可以提出自訴與告訴，但最高法院硬把法條內文強加兩字變成「直接」被害人，這造成像銀行違法吸金，所有被害人全變成是間接被害人，都無法提告，導致不良企業變成超級大鯨魚，因為沒人可以告他，造成扭曲不平等的武器。

吳宜臻律師提到立法者應盡速改革法檢制度，她表示過去50年，司法最被詬病的是行政、政治力量與金錢都可以伸入司法。人民對判決不信任，最大問題是法官預設立場、審判獨斷、不食人間煙火的奶嘴法官等問題，卻無退場機制；司法女神矇眼，就是為了不讓法官有預設立場才有司法公正，而現行檢察官人事制度、晉用指揮、辦案方式屬性、不起訴次數限制的問題，都應由立法者更改，把行政與司法的界線劃分清楚。刑事訴訟一定要確保檢察官真的能發揮功能，立法者應該要改革法院讓司法體制順暢。現還在立法院的刑事訴訟法草案中的「起訴狀一本主義」，就是要讓檢察官在偵查起訴階段就把卷證收集清楚，適當的把檢察官跟律師的責任釐清，再移送法院送審，才有司法公正可言，人民會罵司法恐龍，關鍵是很多被害人沒發聲，因為檢察官無法完全銜接被害人聲音，導致被害者覺得沒有權利地位，當然覺得委屈，而司法院、法務部對於放寬被害人制度的權利一直採取保守態度，就是不夠進步。她直指司改除了總統、司法院、法務部都要使力，立法者可以對司改做很多，期待立法院盡速把相關訴訟法排進議程。

蔡富強律師強調，司改最重要的是執法者心中有沒有根植良知與保障人權意識，或有無使命感與職業道德的認知，行政法院是人民對司法無力、反感很重要的根源，很遺憾在這次司改中完全沒著墨，德國聯邦財稅法院院長Mellinghoff曾談及，德國聯邦財稅法院是獨立審判的，不是稅務機關延伸的一隻手，人民稅務爭訟勝訴率42%；反觀台灣行政法院人民稅務爭訟勝訴率卻僅5%，李念祖律師投書指出，這是因行政法院法官欠缺憲法意識，檢視大法官解釋函令750則中，有110則與稅法相關，其中被宣告違憲的有13則，全都是人民打輸官司聲請釋憲的，沒有一件是行政法院法官裁定違憲，終止審判去聲請釋憲的，但有23則是大法官解釋認為，財政部行政命令或函釋牴觸或違背憲法。但問題是法官不受行政命令與函釋拘束，只受憲法與法律拘束，所以如果法官覺得國稅局用的行政函令對百姓課稅是牴觸憲法，可以直接不採用，並在判決書交代理由，這樣的解釋函令就不會存在，但卻從沒有行政法官這麼做，顯然欠缺憲法意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