網路時代的淘金熱，為韋萊斯贏得「全球假新聞之都」之名，網軍教練賽爾科斯基也大發機會財，如今來自4大洲、9個國家的生意，與韋萊斯的網軍們分享，一同搶別國商業、政治網路行銷的生意。

北馬其頓的故事，當然不是全球假新聞大戰之中的小菜。這群創業家，其實，已成為有心人士的有力傭兵。
高德曼、韋德兩人在大選之後，被《華盛頓郵報》（The Washington Post）直指為假新聞商人，他們在選舉中操作讀者的恐懼與憤怒，狠賺選舉財。後者，還代表共和黨參選2018年內華達州眾議院議員選舉，以落選收場。

一個被稱為「韋萊斯模式」（Veles Model）的假新聞內容製造鏈，終於現形了。
「韋萊斯模式」隨著全球化、網路普及，在任何具有經濟動機的國家發芽，他們一有機會便成為可供他國政治領袖利用的彈藥庫，在社交網站中擊出一發又一發洗腦、煽動的材料，成為別的國家分裂與社會極化的來源。

長期在東歐、巴爾幹半島採訪的貝福德，更以近來跨國集結極右勢力的匈牙利總理奧爾班（Viktor Orban）為例指出，奧爾班正透過假新聞工廠的支持，以快速在巴爾幹半島創造有利於己的跨國民意聲量。
而這套在網路上跨國創造聲量的戰法，更是極權國家善用的武器。除了俄羅斯和中國之外，3月底Facebook官方釋出的資料也揭露了來自伊朗的操作：近300個冒充為在地團體、個人、媒體的帳號，複製伊朗官媒的說法，在中東與南亞地區散布，披著在地人外皮的伊朗網軍，透過Facebook及Instagram，觸及140萬人。
不管是商業動機還是政治動機，在網路、社交網站上的跨國資訊操作，已是一具由極權政府、民主國家政治勢力、各地低薪青年廣泛交織起來的傳播機器，從2016年起至今，不停歇地在各地汲取金流、掀起政治風浪。
網軍的「解方」，則是找到在地夥伴合作。像愈來愈多北馬其頓團隊，聘有美、英等國成員，「如果有在地的夥伴，你就沒辦法分辨這是不是境外來的勢力」。

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干預台灣選舉的憂慮，「這對中國來說，他們的資源足夠，同樣說中文，（尋找在地夥伴）不難」。
網路行銷科技的更迭，跨國的資訊操控，成為當代民主發展、國家安全、民眾認知的最大挑戰。極權國家以封鎖網路方式形成看不見的城牆，但對門戶大開的民主國家而言，除了相對應管理機制的調整、民眾對資訊素養的補足，對抗假新聞的最大關鍵，便是平台業者的角色。
其中，最受矚目的平台是Facebook。Facebook網路安全政策負責人Nathaniel Gleicher在今年3月的公開聲明中說：「即使我們不斷取得進展，發現平台上的濫用行為，但這個挑戰還是會持續存在，因為這些行動背後的行為者，是下定決心且有足夠資源的。」

曾把假新聞形容為「個人的挑戰」的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（Mark Zuckerberg），會以多少資源回應挑戰，將證明這家全球社群平台龍頭防制假新聞的決心，這也是全球所屬平台都必須面對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