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代生活中，個人交通工具之使用，已屬不可或缺，交通事故亦成為普遍發生的案件。因此，我國交通法制之設計，責任歸屬從民事損害賠償、行政處罰至刑事責任，法網綿密；若身為公務員，更可同時追究其行政責任。酒醉駕車為交通肇事之重要原因，刑法除可依第276、284條過失致死、過失傷害等一般條款處罰外，並就酒駕行為特別訂有第185之3條不能安全駕駛罪及其加重結果犯；若酒駕後逃逸，棄被害人於不顧，又涉第294條遺棄致死罪，可處7年以上至無期徒刑。
酗酒後精神狀態亢奮，生理反應及危險判斷能力大幅降低，酒後開車或騎車，均是道路上的不定時炸彈。因此，以刑法規範酒駕行為，其正當性及法益保護無庸置疑。我國酒駕行為之處罰，始自1968年制定之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，第35條明定處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罰鍰，屬單純行政不法。德國於1975年將「酗酒駕車」入刑，臺灣借鏡後，1999年於《刑法》增訂第185之3條不能安全駕駛罪；嗣後，因酒駕傷亡案件頻傳，相繼於近年將刑度不斷加重。
事實上，酒駕行為之制裁作用，無論基於威嚇思想或改善思想，其刑罰本質與目的，均具事前犯罪預防及事後犯罪處理機能。因應輿論及民意，臺灣酒駕刑罰不斷加重，如此厲禁，既在彰顯政府「對酒駕零容忍」之政策態度，亦在教示國人，將「向酒駕說不」的法紀觀念深植內心，俾期全面消弭酒駕案件之發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