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日前舉行「第20屆中央委員會第3次全體會議」，通過「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」（簡稱：「決定」），會後也發布相關公報。仔細推敲其內容，「決定」聲稱將把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」列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之一，並將法治融入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社會、生態文明、國家安全、國防和軍隊等各領域。

　值得注意的是，「決定」明示了加強涉外法治工作的基調，包括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、執法、司法、守法和法律服務、法治人才培養的工作機制；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和法治實施體系，深化執法司法國際合作；完善涉外民事法律關係中當事人依法約定管轄、選擇適用域外法等司法審判制度；健全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制度，培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、律師事務所；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等。由於習近平主政以來，持續擴大涉外法治工作，此次會議也成為外界關注中共法律戰動向之指標。

　觀察習近平在「20屆中央政治局第10次集體學習」時，曾以「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、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高度，對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協同格局、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、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、講好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等做出重大部署」等內容，表達其對於法律戰的期許，也投射其所認知的法律戰態勢。對比幾年前的「宣言」，「決定」基本上是換湯不換藥，只是以辭藻美麗文字，遂行其法律戰圖謀。

　析言之，習近平在戰略態勢認識上，主張「深刻認識和把握新征程加快推進涉外法治工作的緊迫性，更好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」，亦即政治傳統安全複合發展利益，並非傳統安全之安全複合概念。在實踐層面上，則要求統籌內外部安全，宣稱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、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」，「落實統籌國內和國際、統籌發展和安全，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，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」。而為營造「中國式現代化」良好外部環境，提倡「大力營造市場化、法治化、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，加強對外交流合作，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」，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」等作法。然而，當世人對照中國大陸現況，將從其錯亂的「中國式現代化」中，深刻感受極度的不和諧。

　從其一再著力法律戰而言，當前涉外法治工作既要圍繞發展和安全雙重顧慮，又得全面深化改革營商環境，亦即既須嚴肅以對「健全反制裁、反干涉、反長臂管轄機制、貿易風險防控機制」，又要寬鬆因應「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和法治實施體系，深化執法司法國際合作」，以「推進『中國式現代化』營造良好外部環境」，而呈現面寬底嚴矛盾態勢，自我打臉。

 鑒於其法律戰的弊端與矛盾，「決定」提出制定包括民營經濟促進法、金融法、反跨境腐敗法等多項法律。然可以預見的是，每次中共想要部署重要舉措和任務要求，得經歷許多法律制定、修改、廢止、解釋、編纂，以及相關授權、批准等填補制度的「正式」工作。同時，在涉外法治工作上，仍須「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，強調營造市場化、法治化、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，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」。然其空洞之表述，不僅凸顯根本問題，也會對「中國式現代化」進程帶來變數。

　根據今年2月18日「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」公布數據，外國企業2023年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金額，僅為330億美金，不僅降至自1993年以來最低水準，且相較2022年，更是暴跌82%。其實，種種跡象已表明，自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出現頓挫，陷入導航迷霧的中共班子，正在大開改革倒車。

 綜言之，正如習近平在說明「決定」時所指，「矛盾變數」實已可見一斑。亦即，中共口口聲聲推動全面深化改革，以及全力推行的「中國式現代化」與經濟發展，不僅面臨「新領域新實踐需要推進制度創新、填補制度空白」，且「推動高品質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依然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」。尤其，其涉外法律戰所定之國安法令，更加大對外企整治，勢必將成為美、「中」貿易戰引爆點，加劇外企的不確定感，最終一走了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