稽徵威權不改 台灣投資風險是無限大

(記者張綺雯 綜合報導) 近年來台灣經濟萎縮，人民收入減少，通貨膨脹增加，稅收本應減少才對，但財政部近3年稅收卻超徵共4,239億元，超徵的稅從何來？用到那裡去？2017年10月4日前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龍在民視新聞大解讀節目中直言，稅法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，稅改不是量改而已，不應只是這邊多一點，那邊少一點。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副教授黃士洲指出，根據調查，官官相護的行政法院，稅務行政訴訟的人民勝訴率只有6%，造成威權稽徵的稅暴力。誠遠商務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王健安表示，人民即使勝訴，還是回到原處分機關，再另為適法之處分，讓噩夢不斷循環。主持人胡忠信強調有效救濟與程序正義的重要，國家應具體回應納稅者之主張。

陳志龍指出，「整個台灣的法律秩序，在稅法這邊全部破壞！」法律制度就是人權跟憲法，這是位階最高的，底下分四個部份，第一、實體法，課稅要符合稅務法條的構成要件；第二、程序法，取得證據必須符合程序正義，要調查；第三、組織法，組成稅務法庭，竟然讓敗訴法院法官全部就地合法；第四、執行法，稅捐機關狂徵猛徵，刑事逃犯都有追訴權期失效，稅卻可以一再延長，變成萬年稅單。陳志龍預言如果再不改，台灣的稅制會變成癌症，讓台灣腐敗腐爛。

主持人胡忠信引述凱倫 阿姆斯壯在「血田」一書所寫，人類歷史中帝國或政府，往往以兩種力量統治人民，一個是有形的軍隊特務，另一個是無形的稅制。不要低估不公平的稅所產生政府的國家暴力問題。

根據財政部官員表示，現行有效的解釋函令竟多達9,528則，當中有多少逾越了母法規定？又有多少是早已與社會經濟現況脫節？黃士洲指出，相對於德國與美國稅法規定得非常詳盡，台灣的稅法規定不綿密又抽象，很多規定幾十年都不改，就靠解釋函令，解釋函令主宰實務運作，但很多解釋函令可能都已嚴重脫節，應該時常更新。黃士洲就建議立法委員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9條，加入「解釋函令必須每四年要檢討一次」。

稅官沒有法律素養也是關鍵原因之一，黃士洲表示，現行財稅國家考試的專業科目是稅務法規、民法、財政學、經濟學，在實務運作上用不到的抽象理論學門，竟然占了學習的一半，至於跟納稅義務人權利義務息息相關的行政程序法、憲法、納稅者權利保護法、訴願法等全部都沒有，或者只濃縮在共同科目中少量的法學概要裡。稅官考上後，只會按照前例去處理，因為不知道怎樣做才是對的，也不知道解釋函令不能逾越法律，稅官執行上有落差，行政法院也不會糾正。反觀，德國稅官要3年培訓時間，學分中三分之二是法科，稅官的本質是執行法律，要先做一個法律人，才有資格去執行稅法。而台灣的考生一半時間花在無法實際運用的理論，怎能期待當上稅官後，能按照法律原則來處理？

王健安以「羊入虎口」形容台灣現行的行政救濟程序，當人民收到不公不義的稅單提起行政救濟，就像是羊走入了國稅局的虎口，根本無法得到救濟，人民還有什麼動力再繼續努力？王健安提到很多當事人，打拼了一輩子，突然國稅局來一張稅單，這輩子的打拼就全部付之一炬。稅的不公，以及稅制執行的不公，是嚴重的國安問題，會造成台灣經濟力下降。

王健安認為，稅吏的心態是問題之一，國稅局一直都只把納稅義務人當成是抽稅的客體去對待，從發給人民的調查公文就可看出，公文只附上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項，人民若不配合調查，要被處罰。但對於同一法條第2項，稅捐調查不能逾越比例原則及必要程度；第3項，如有不當調查時，人民可反映和申訴等，在調查函上卻看不到，國稅局從不主動告知人民有什麼權利。而法官的專業性也是問題，法官不懂稅，稅官不懂法，法庭上法官只會跟國稅局請教案子怎麼辦，以吏為師，一定都判國稅局贏。

陳志龍認為，政府沒有賦稅人權的觀念，只有統治權的概念，只有租稅暴力，沒有進入租稅法。依據凱爾生(Hans Kelsen)純粹法學派，憲法最高，法律次高，解釋函令的行政命令最低，可是在稅法卻剛好倒過來，把解釋函令等同法律。賦稅應回到真正的法律規則，法律人應回歸良心、無私、公正、理性、證據、邏輯來判案。

黃士洲引用著名女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言「真正邪惡的人其實是來自於平庸的人」，他指出租稅的運作實務最重要的問題是，稅官與法官人才的考試科目及在職訓練上，沒有去注重法律以及納入法律的精神，這是國家未來必須努力的改進。

王健安表示，稅制穩定是可以被預期和信賴的，所有稅單的開立如果依照法律和證據，而最後的司法救濟是有效的，我們國家的經濟才是可以被預期的。在實務上，外商來台灣投資前都要做風險評估，要確認台灣適不適合投資，要請王健安幫忙評估稅法的部分，但他都不能寫，因為以自己從事稅捐實務的經驗來看，台灣稅捐稽徵風險是無限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