萬年殭屍稅單駭人讓外商卻步不敢投資 (機場新聞網-大台灣新聞網)

萬年殭屍稅單駭人讓外商卻步不敢投資

(記者李新光台北報導)全世界沒有哪個法治國家像台灣一樣出現所謂的「萬年稅單」，現在就連刑案都有速審法，但稅案卻沒有類似的處理方法，一旦陷入就是萬劫不復，永世不得超生。10月18日，由胡忠信主持的「新聞大解讀」特別邀請學者專家來探討此一台灣獨步全球的怪現象。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系教授黃俊杰表示，萬年稅單又叫作殭屍稅單，是台灣特有現象，它跟我們的行政救濟失靈有關。

黃俊杰表示，我們的行政救濟讓人有如進入法治的黑洞，一旦陷入，不見天日只剩絕望，而且纏繞一生一世，尤其是稅捐救濟，有些一拖就是二、三十年，歷經了一兩代仍無法獲得合理的解決，人民被迫賣屋賣地來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訴訟，成了最大的輸家，而國家最後也沒有因為這張稅單獲得什麼好處。黃俊杰呼籲政府要儘快透過法治化來解決「萬年稅單」的問題。

黃俊杰表示，法治國家最重要的就是讓人民有「權利保護」的機會，有權利就一定要有救濟，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可言，無效的救濟會讓人民對國家的信心蕩然無存。「行政法院的法官對於人民的痛苦要有同理心」，黃俊杰指出，同理心是司法和稅法改革的關鍵，如果這兩項改革能夠成功，人民對國家就會有信心，就會留下來打拚，經濟自然就會發展。

「人民不是國家的提款機，不能因為國家缺錢，就把手伸進人民的口袋裡，要多少拿多少。」「大家常講中華民國萬萬稅，其實我們的稅法條文非常簡單，非常少。」黃俊杰表示，法條不夠用時，賦稅署就會用解釋函令來代替，沒有經過立法院同意，但政府跟人民課稅一定要有法律依據，不能只憑解釋函令，而且還要有有效且即時的行政救濟，這就是「稅捐法定主義」，也唯有如此，才有公平正義可言。

律師周泰維曾在日本的會計師事務所工作過，非常了解企業海外投資的相關法稅問題，其客戶都是日本的大企業。周泰維說，他在2014年回台之前，我們的駐日代表處人員曾請他請吃飯，問過他一個問題：我們的招商為什麼越招越少？日本企業越來越不願意來台灣投資？「台灣的稅制不透明要負很大的責任！」周泰維的答案很直接。

周泰維指出，對於海外投資會遇到的租稅負擔及相關重要事項，企業很在意有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或授權，因為這樣才會有可預見性，但我們卻拿解釋令函來作為課稅依據，既不檢討，也不公布，甚至就藏在公務員的抽屜裡，就曾有日商來台投資，當初就是看上我們的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》有5年免稅的租稅優惠，「人家公司都設了，人員也招了，也動工生產了，這才發現裡面藏有暗器。」因為在法律位階很低的「辦法」裡有一條規定：企業要在一定期限內提出行政機關所要求的文件，否則就不適用此一租稅優惠，結果這家日商就因此錯失了租稅優惠，很不高興，覺得被台灣政府坑了。

周泰維表示，關於投資抵減也有同樣的問題，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》獎勵企業投資於研發，但稅務規定很折磨人，有些程序要件同樣藏在「辦法」裡，結果企業都來設廠了，租稅優惠卻不如預期，變成看得到卻吃不到，「租稅優惠是外商投資很重要的考慮因素，但我們卻一再失信，之後我們政府再怎樣立租稅優惠辦法，都無法取信外商，吸引人家來台投資，甚至就連我們自己的廠商都因此不再相信政府，這對我們的經濟絕對是很大的傷害！」

另外還有一個大問題，那就是「我們很多的稅法解釋並不是依照世界通用原則，而是按照有利於國稅局課稅的方法。」周泰維進一步指出，例如外商提供本土企業研發服務，提供此種服務的對價在台灣是否要課稅？我們的《所得稅法》第三條規定，只有當外商獲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時才需課稅，另外，按《所得稅法》第八條第三款規定，勞務的提供報酬要看勞務提供地來決定是哪一國的所得，外商若在境外提供研發服務，屬於外國來源所得，就跟台灣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但我們的國稅局卻認為這筆錢是從台灣支付出去的，所以算是中華民國來源所得，必須扣繳兩成的稅，這就會讓外商覺得莫名其妙——其他國家都是以勞務提供地為準，怎麼會變成以使用地為準？結果外商要不覺得對台灣企業提供服務很麻煩，以後不會再提供，要不就提高服務價格，這些都會讓外商對台灣稅制的更加不信任。

行政救濟失靈造成萬年稅單，在黃俊杰的著作《稅捐法定主義》裡就有提到這樣一個真實案例：一對窮苦人家出身的夫妻來台北一起打拚，賺了兩億元，先生不幸早逝，根據民法規定，國稅局在算遺產稅時，應先將這兩億扣一半先給這位太太，剩下的一億才能扣繳遺產稅，所以依照先前的規定，最多扣繳遺產稅五千萬，不過，最高行政法院卻在1992年決議夫妻財產的剩餘分配要以遺產的總額來課稅，但在2006年遭大法官第620號解釋判定違憲，因為其中一億是太太和先生一起賺來的，所以太太可先拿回一億，國家只能針對另外一億進行課稅，然而財政部在隔年頒布的解釋函令卻沒注意到此一大法官解釋，仍要求這位太太得繳一億的稅，非常誇張！後來財政部也發現弄錯了，於是就在2009年按大法官第620號解釋頒了一紙新函令，按理說事情就獲得解決了，但沒想到最高行政法院卻在今年做出判決，竟還判決當事人敗訴，這就很讓人費解：為什麼財政部和最高行政法院竟然可以不理會大法官解釋？

黃俊杰認為行政救濟之所以會失靈，是因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法院對於人民的遭遇缺乏同理心，加上財政部和行政法院對於稅務法規認識不清，甚至根本就沒注意到大法官的解釋。

曾在日本留學、執業的周泰維，對於台日稅制差別很有感。周泰維表示，台灣的國稅局動輒使用「實質課稅」，裁量權過大，容易造成民怨。雖然我們的憲法第十九條明文規定「人民有依法納稅之義務」，很明顯是採「租稅法定主義」，但我們常忽略了一點，那就是人民的財產權是受憲法保障的，另外，除非是法律禁止項目，否則人民的規劃及契約自由也同樣受到憲法保障，但我們的營業和契約自由卻常被國稅局視為逃漏稅行為，動不動就祭出《稅捐稽徵法》第十二條之一的「實質課稅原則」，要求補稅或處罰，所以民眾在進行交易時根本不知道要被課多少稅。我們國稅局的心態是把每個人都當成賊，相較之下，日本就「君子」多了，他們認為如果出現造成賦稅不公平的交易行為，而現有稅法無法防堵，他們的財政部和國會就會快馬加鞭檢討修法，不會隨意動用實質課稅原則，以避免違反租稅法定主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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