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前台灣都市更新政策，在制度設計上有意推動重建效率與規模，但卻在實務上逐步將關鍵權利過度集中於實施者——特別是建商身上。這種「實施者權利極大化」的現象，已經產生結構性風險與民間抗拒，反而使建商、地主、政府都成為最大受害者，三輸的局面，成了政府失靈、市場失靈的極致表現。
🔧 一、制度偏誤：建商主導的更新架構
都市更新條例與相關實務操作，使得更新計畫從提案、協議、規劃、估價、報核、分配、開發幾乎都由實施者（多為建商）主導。
政府部門常扮演「核定者」、「協調者」，而非實質監督與民眾權益守護者。
這種偏重建商利益的設計，造成四種現象：
1. 地主意見邊緣化：即使是土地提供者，卻在分配機制中話語權薄弱，常受不平等待遇。
2. 爛尾樓風險升高：建商以地主土地作為資源，進行預售與融資，一旦資金斷裂，地主與住戶皆成受害者。
3. 更新信任崩解：長年下來，許多民眾對於「都市更新」三字產生疑慮與反感，認為這只是少數人操作利益的工具。
4. 投資風險擴大：許多建商參與都市更新，能夠成功都更的比率不到5%，每個都更案至少投入500~1000萬元，導致流動資金不足，不得不有獲取暴利、轉手套利的需求。
☂ 列寧式的警示：權力交給賣傘的人，還會有晴天嗎？
如果我們用一句網路常見、雖非列寧原句但富含哲理的話來描述現況：
> 「如果把下雨的權力交給一個賣傘的人，你覺得還會有晴天嗎？」
我們會發現，實施者就是那個「賣傘的人」。
他們掌握資訊、影響審議、控制分配比例，又在過程中主導時程與話語。
在這種高度權利傾斜下，當然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節奏與條件，而非整體公共利益或地主公平性。
💸 魯迅式的批判：當好人掙不到錢，當公平制度缺席
都市更新的一大問題在於：真心想配合的居民，常常拿不到合理回報；而強勢施壓或操作技巧者，卻獲得最大利益。
這正如魯迅筆下所說（雖非原句，但精神相符）：
> 「世界變壞，是從好人掙不到錢開始的；好人變壞，是從受到不公平開始的。」
長期處於資訊不對等、審議不透明的制度下，連合作參與的居民都失去信任。
自然造成參與意願低落、整合難度升高。
更新案久拖不前，或在低信任中勉強推動，最終可能淪為「強整合、爛收尾」的死循環。
🔥 胡適式的警語：權力落入流氓，將是所有人的災難
當實施者權力不僅集中，還缺乏有效監督時，就可能出現違約、跑路、品質瑕疵、工程延誤等風險，甚至出現爛尾樓，影響的不只是地主，更是整體社會安全與區域價值。
如胡適曾言（雖為網路仿語，但警醒人心）：
> 「權力一旦落入流氓手中，那將是所有人的災難。」
都市更新涉及的不僅是興建一棟新樓，而是牽動整個社區的命運，牽涉公共安全與都市治理聲譽。
🧱 結語：權利失衡，信任崩解，效率終將破滅
一個有效的都市更新政策，應當是「地主與實施者的對等合作」，而不是「地主淪為被說服的對象」。
如果制度繼續傾斜、缺乏問責、沒有公平協商與監督，最終只會導致：
民眾持續抵抗（意願低落）
案件整合不成（效率低落）
建商爛尾失信（市場崩解）
政府執行受阻（社會反彈）
如何解決目前都巿更新案市場失靈、政府又失靈的慘況呢？
在不動產經濟學理論中，當市場失靈，政府干預就出現了，譬如房價不斷上漲，打房政策就出現了，政府利用徵收工程受益費、土地增值稅、緊縮貸款成數等等策略讓人民不想買房；現在一大堆的都市更新案場中，政府失靈了，即便透過干預的手段，仍是無效行為，且效果恐怕適得其反，這個時候就要重新尊重市場，一大堆的規矩、制度、程序、限制的效果不佳，必須開始反思，重新落實教育，從根解決，因為由政府作莊開賭場的模式，或許是賭客的基本權益，但賭博這件事，根本不是政府應該碰的，如何避免人民開賭，不必下注也可以安全都更，有太多方法可以解決！
唯有重新檢討權責平衡，建立公開透明、地主參與的制度，才能讓都市更新真正達到「共好共榮」的理想。
 內容來源不明，未必是當事人書內的著作，只是網友用類似口吻表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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